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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的漩涡:驳杂人性和复杂中国

发布时间:2019-09-09 点击数:

  11月的永州,晚上有些阴冷。张杰中午喝了酒,头晕,几个菜端进客厅后,就到过道抽烟。不一会,拿着手机走进来,给老婆唐慧看新闻, “劳教废除了”,高兴又腼腆。唐慧低头吃饭,有克制的笑意,细声说:“你到网上播给我看看。”

  唐慧收拾得干净:小丝巾、灰色长外套、黑色高跟鞋。干练,说起话柔弱,大眼睛凝视着。下午的访谈,我正犹豫如何开口,她主动讲起案情。还是那些细节:女儿的悲惨、上访的辛酸、警察的罪过。当我提起被指出的谎言,她会解释原因,诉诸底层的无奈。委屈、痛苦、歇斯底里的瞬间、强烈的恨这故事,这情景,7年来重复无数遍。依然情绪饱满。眼圈红了,眼泪随着掉。叹一口气,巨大的失落开始笼罩。

  唐慧容易高兴,一会儿又恢复过来。屋里响起了央视男播音腔,是丈夫打开了网络视频:“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劳教制度”

  “怎么没听到?”因为说着话,她错过了宣布的瞬间。男播音再次响起,她立即捕捉到信息:“只是决定废除,还不是废除。”

  播音停止,冷冷清清。墙上贴着女儿的字:“繁华散尽后,能否停留?”“流年染指悲伤。”张杰默默上网。唐慧默默收拾桌面。短信响起,是采访过的记者来问感想,可唐慧记不得是谁,盯着屏幕努力回忆。电话响起,音节之间拉得很长——嗯,我记得劳教废除,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记者不过我听说,只是决定废除,还不是废除”

  张杰说起唐慧总带着骄傲。“有篇文章夸我老婆,”说着就搜索起来。唐不会上网,评论都是张杰告诉她的。

  他是小区的水电工,人们并不知道他和本省这则特大新闻有什么关系。当他们讨论他老婆和女儿时,他会默默走开。“不想听,”张杰说。

  唐慧怎么看张杰?她说他胆小、害怕挑战。她说当年他死命追她,她说当年去外地打工,孤独寂寞,总害怕被瞧不上,后来她回家乡照顾生病的父亲,正是最脆弱的时候,张杰表现出关心。她决心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这遭到母亲的反对,她把唐慧绑了起来。乖乖女唐慧爆发出叛逆。“越是禁止,我越要”,唐慧对我说。母亲终究拧不过她。

  穿过乱哄哄的市场,往上走一段楼梯,唐慧蹲下,将卷闸门推起。唐慧的母亲患了骨质疏松。她坐在床边,跷二郎腿正抽烟。因为矮小佝偻,两腿悬在空中。她戴金耳环,手指套俩粗大戒指,声音沙哑,说起话来有一股气势。在村里,她是个强人。几位村民概括她的个性:不欺负人,但谁也不敢欺负她。村干部也来和她商量大事,两人抽着烟谋划起来,唐慧坐在一边没插话。唐慧像母亲还是父亲?她有些害羞,“像爸爸吧。爸爸性格好。”母亲立即反应过来:哦,你是说我性格不好咯。

  母亲对唐慧有愧疚。当年她忙于农活,要供养儿子念书,又要照顾患先天小儿麻痹的小儿子,就中断老五唐慧的学业,任她哭了一下午。后来母女一吵架,唐慧总是搬出这个委屈。“一直怨我不她给念书,这两年没有怨了。”母亲说。

  唐慧敏感聪明,本应有更好的命运。走在永州的街道上,唐慧突然说,有一天哥哥惹怒了母亲, 母亲一气之下把唐慧拖到学校去。可她已经长到六年级的模样,要重新回到三年级,她感到很羞耻,一路又哭又叫。

  唐慧出生于零陵区二十多公里外的农村,张杰是邻村人。像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村,很难在那里遇到年轻人。在当地,许多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勤劳又能干的妇女。婚后她有了女儿乐乐(化名)。她只想要一个女儿。1990年代进城后,她摸索各种生存门道。她想给予女儿自己没能得到的一切。

  乐乐长得很快,转眼间11岁了, 1米58的身高,亭亭玉立,圆圆的脸,蓄披肩长发。照片里,她穿花裙子坐在草地上,笑得灿烂。唐慧把女儿送到最好的小学念书,但每天得做半小时公交车。

  在乐乐升上五年级这年,唐慧摸到了生意的边。绝味鸭脖卖得很火。尽管和女儿睡一张床,可交流并不多:做完生意回家,女儿已经睡着了;凌晨起身准备材料,女儿还在睡梦中。一块吃饭的机会都很难得。傍晚来临时,女儿会给送鸭脖送饭。张杰呢?他在家中配合着。但唐慧觉得,他似乎总粘在电视前,似乎那才是无比精彩的世界。

  沉闷的郊区生活里,课余生活显得孤单贫瘠。不远处永州职业技校对面的溜冰室,成了乐乐爱去的地方。唐慧说,每个周末,乐乐都会前去溜冰。

  溜冰室是杂乱的场所,混合着少男少女们的娱乐、自由及诱惑。溜冰室老板记得乐乐个挺高,行事却像八九岁的小孩。

  也许是离家近带来的安全感,乐乐热情主动,缺乏戒备。2006年,15岁的刘小贤(化名)时常和11岁的乐乐结伴溜冰——在一份材料中,她说那是在正月——她们在溜冰场认识了王某。乐乐上前搭了话,几个人便一块玩了。第二天再去溜冰时,王等4名青年劝她们一块去广东。她们并未答应,只接受了邀请在一块吃饭喝酒。“我只喝了一口,而乐乐只要王某喊她喝她就喝,后来她就喝醉了。”她们仍不答应一块去广东。刘说,后来再没和乐乐一块玩了。乐乐去找过她一次,说王某从广东回来了,说自己又和他们溜了冰。

  2006年10日3日,乐乐继两天前彻夜未归后,失踪了。唐慧断定是王某拐走了女儿。唐慧报案称,乐乐曾说那一夜和王某度过。一份自述里,乐乐说自己骗妈妈,那一夜没和王在一块。但眼下唐慧否认女儿说谎,是自己为引起警察重视,才咬定了王某。她也确实充满戒备,“他是开发廊的。”

  从未和警察打过交道的唐慧,第一次接触便产生了怀疑。乐乐留下字条离家出走后,唐慧不能理解警察为何不立案。直到她找到区公安局长,拿到批示,警察才开始寻人。这也是她第一次见识了“批示”的能量。

  后来水落石出,王某并没有拐走女儿,唐慧仍是气愤——为什么警察不能询问满24小时才放人?如果清白坦荡,为何要拿梯子搭墙放走王某?她解释,因为如此,才和亲戚围住拘留所、将警察揪住。警察的逻辑则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包围,又确实排除王某作案的可能性,只能从围墙上将之放走。

  唐慧热情又敏感。端水果、嘘寒问暖,甚至让我将材料拿回宾馆。可又每天询问我去哪儿,见了谁,他们说了什么。

  女儿是她情绪的按钮。她拿着二审判决书,一字一句挑出来:乐乐扇了卖淫店老板娘一巴掌——写这细节就是为了死刑不被复核!“搭讪”周军辉——怎么可以说是搭讪!周必是预谋已久,故意引诱的!与周“发生性关系”——说得他们自然而然似的?!得知女儿被称为“桃花颠”,她几乎尖叫起来。

  对唐慧而言,这些词语过于残酷了。女儿曾是她全部的梦想、未实现的人生、奋斗的源泉。未尽监护责任?她说出身底层得为生计奔波;底层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便说也曾自责。自责追悔、难以接受的现实之重,都化作仇恨——让施害之人全部判死,她说那是为女儿报仇,是母亲的爱。

  你也忍不住分辨,那究竟是冤屈过重?是母爱太浓?还是自我意愿太强烈?尽管唐慧的悲痛充满了感染力,让人觉得她可怜,不忍质疑。

  某个下午,唐慧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去看自己蹲守的地方。一栋居民楼的隔热层,她在墙上敲出小孔,透过它盯着对面的一举一动。有时站累了,就坐在一边。透过小孔,她在20平米左右的“柳情缘休闲中心”,离家3公里外的情色服务场所,看到了女儿。

  “柳情缘”如今不复存在。从孔里望去,店铺紧闭,街道清冷。7年前的夜晚,这里要热闹一些。 夜幕降临,24岁的柳情缘老板娘秦星开始张罗生意。秦星念过高中,像许多农村青年那样,毕业后到城里谋生,开过店,卖过衣服。从照相簿记录的过往岁月看来,她面容清朗,总开怀笑着,比出一个个V字。后来他结识了公务员陈刚,照片里,两人甜蜜拥抱着。

  秦星生意并不景气,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决定开一家“按摩店”。2006年春节前后,秦星向陈刚借3000元,加上自己存下的几千元,在零陵区柳子大酒店不远处,经营起“柳情缘休闲中心”。

  曾在“柳情缘”从事性工作的玲玲描述她们一天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逛街上网、吃过晚饭开始上班,通常在凌晨3点下班。

  玲玲那时还是技校的学生。根据她的自述,她交往了男朋友,可男友总在诉说贫穷,央求着带她去卖淫。起初她不同意,但偶尔也经不住劝说,间或去挣点零花钱。后来她怀孕了,为瞒住家人,便主动要求男友带她去“上班”,挣钱堕胎。

  2006年,玲玲来到了柳情缘休闲屋。那时柳情缘濒临倒闭,最后一名小姐也离开了。秦星挺热情,玲玲凑足钱去做人流的那一天,秦星陪着去了,还照顾了几天,“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这让玲玲感到少有的温暖。不久后那离开的小姐因钱花光又回来了,玲玲也决心留下来,“认真上班,不出去玩了”,后来还认陈刚和秦星为干兄姐。

  那一年,经玲玲男友介绍,他几个朋友又给秦星带来4名女孩子。柳情缘生意好转,女孩们相处得挺不错。离开7年后,当小姐丹丹回忆起柳情缘的生活时,她说总是“说说笑笑”、“很自由,想来就来”。秦星懂得笼络人心,丹丹记得生日时,秦还送给她一件衣服。让她惊讶的是,和客人冲突时,秦星会站到自己一边。“喝了酒,一进店就乱摸”的客人,谁都不愿接待,秦星便跟着拒绝。“哪里有老板有台费不赚的?有的巴不得你去,赚他自己的台费钱就行。”

  在柳情缘,小姐们一次不过夜的服务收100元,秦星抽成30元,小姐得70元。“有时钱多会把钱记到秦星那,下班再拿钱”,玲玲通常会把都钱交给“男朋友”。小姐们大多是“男友”带来的。男友们都是年轻小伙,成天打牌、上网、无所事事,靠小姐们养着。玲玲想着天长地久,“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而挣钱,“一辈子只跟他在一起。”男友哄着她,求着她,也带其他女孩上班,为此俩人时常吵架,可她却不愿离开。一方面,她把钱都交给男友,一方面又希望“他全心全意对我,不要为了钱哄我上班”。她说不清内心的需要,也许是寂寞是自卑是攀比。秦星哥哥秦军的观察是,似乎有男朋友才能比较骄傲,没有男友的,则显得可怜。玲玲告诉我,“很少女孩子一个人出来上班,就算跟男朋友分了也会再找。”能养男人,是她们拴住爱情驯服男人的最大本钱。玲玲和男友维持了4年关系,后来遇到了现任丈夫,从此在男友的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许多年后,丹丹才悟出道理——“带你上这个班,怎么会是爱你呢?就是利用你赚钱。”当时她是十多岁的小姑娘, “觉得爱一个人什么都愿意”。当然,迈过了第一关,也发现钱来得轻松。丹丹觉得自己算幸运的,因为男友从不打骂自己,还帮她洗衣服,而自己“想上班就上班,想给钱就给钱”,在关系中占主导位置。他们是溜冰时认识的,酒后发生性关系。后来他替她“还了债”,又带她去卖淫,不久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

  小姐华华则没那么幸运,“男友”要求没收全部的钱,禁止她“乱走乱用钱”,有时还动手。大家都看不下去,最终秦星借给华华几千元“分手费”,把男人打发走了。可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没有男人而苦闷。

  10月初,店里来了个叫小青的小姑娘,她是周军辉带来的。小青原名乐乐,11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周军辉19岁,在理发店工作。他们是3天前在溜冰场认识的。周军辉溜得很好,乐乐被他吸引了,便去找他聊天,俩人牵手一块溜,晚上发生了性关系。这使周军辉被判强奸罪,判决书称,他们从认识到发生关系有半天时间,周应从面相和言谈判断乐乐为幼女(终审判决书描述了上述的情景,一审判决书则加入了当晚威胁、强迫情节)。

  秦星和周军辉坚称自己并不知道乐乐11岁。根据乐乐的自述,她起初说15岁,“后来告诉他们真实年龄,可谁也不相信。”

  玲玲和丹丹问过她多大了,“他今天说16,明天又说15,又说14”,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一下子叫这个一下又叫那个”,“一会东一会西后来我们就叫她小青疯子。”

  根据玲玲的描述,乐乐喜欢玩耍,“隔壁一些男孩只要和她说过话,她就去缠住别人。刘润他们跟秦星认识也是经常去店里,但是很少找女孩子,他们一去小青就粘着,搞得很亲密,所以我们也叫她桃花癫。”在材料中,我们看到了被告和证人对类似情况的陈述。但乐乐行事幼稚,陈刚提及她曾偷喝秦星侄女的太子奶。作为11岁的幼女,乐乐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遭遇了成人世界的误读、利用和侵害。

  玲玲介绍,店里的小姐有些到外面租房,乐乐则和她们住到店里租来的三房一厅。华华和乐乐关系最好,其他人对她“很平淡”,有一名小姐“脾气不好很严肃很凶,小青经常买点东西讨好她”。

  李海(化名)曾几次在网吧见到乐乐和周军辉,周军辉跟他说“小青很爱他,愿意为他做所有事”。可李觉得周并不爱她,判断依据是:“有时小青坐到周军辉腿上,周军辉不耐烦,让她站在一边看他打游戏。”

  李海和周军辉是小学同学,他们都出生于永州农村。但李海并不是很熟悉周军辉,他对周的印象是“长得帅”。村里经济萧条,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直到2006年,他才在永州零陵区遇到周军辉。李海发现,周和乐乐在一起后,便很少去理发店了。他注意到周抽起了芙蓉王香烟,轻松又悠闲,这让他很是羡慕。

  玲玲说,那段时间是柳情缘很红火,小姐人数一度达到十多位,“都是来来去去的这么多女孩子在一个小发廊都想多赚点钱”,有竞争的意味。在丹丹和玲玲的记忆里,乐乐和秦星有过一次争吵,但她们没见过谁进行了威胁强迫,“她在店里是自由的”,“看不出她的痛苦”。对周军辉则接触不多,“他很少去店里,去就是拿钱,拿了钱就走。”

  周军辉为什么拿钱?玲玲的回答让我很惊讶。 “规则”似乎已内化成她的自主意识,“因为小青是被周带去的,所以小青赚的钱他会拿走,除非小青和周军辉分手。”

  周军辉在送乐乐去柳情缘10天后,离开了永州。另一名男青年开始向乐乐要钱,秦星让刘润去教训他。此后刘润以男友自居,也曾问乐乐要钱。

  乐乐在“柳情缘”3个月所挣的钱里,秦星拿30%抽成,周军辉多次亲自或托人从秦星处拿走乐乐“卖淫”所得款。周军辉辩解说,那是乐乐自愿给他的。

  2006年10月一天中午,“秦星安排乐乐去卖淫,乐乐不从,与秦发生争吵,乐乐朝秦星脸部打了一巴掌,陈刚见状也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讲没大没小的。乐乐便哭。周军辉闻讯赶到柳情缘后亦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要乐乐尊重老板,不要和老板吵架。”上述事件和卖淫所得的分成写进了终审判决书,是判决周军辉、秦星和陈刚强迫卖淫罪的主要依据。

  当唐慧发现柳情缘里的乐乐,她前去解救。现场3名小姐和警察杨军祥描述,“乐乐不愿走”。玲玲不在现场,回来时发现自己床被拉开了。

  “一个11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不愿意走?”唐慧激动地尖声反驳,声称“乐乐没有表情,有点恐惧的样子”。

  唐慧严密保护女儿,至今没有记者接触过她,她也从未出庭。她经历了怎么样的精神世界?人们所描述的世界在11岁女孩的认知里又是什么模样?不得而知。后来她被鉴定出“生殖器疱疹”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周军辉、秦星则在几年后被处判死刑,陈刚获无期徒刑。

  死刑最终未被核准。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乐乐 “未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除有一次因不服从卖淫安排,被打脸部外,未发现被害人受到二被告人的其他暴力侵害”,“虽然周军辉、陈刚实施的暴力程度较轻,但被告人是成年人,且系多人,而被害人年仅10岁,孤身年幼、身心脆弱、易受伤害,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此情形足以对被害人形成较强的精神强制,迫使其不敢反抗。”

  而根据乐乐的说法:周军辉暴力强奸了她,威胁要告诉老师和同学。她被迫卖淫一百多次,遭到刘润等4人灌酒踢打、暴力(均以强奸罪被判刑,但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嫖娼),有时周军辉和陈刚会捆她、打她。

  遭到多人威胁——秦星威胁她,要敢回去“打断你的腿、割断你的舌头”,“杀你全家”;“陈刚、周军辉说,不听话杀你全家”;周军辉向她要钱要分手费,“不给就杀你全家”

  没有人身自由——“每次卖淫,都有亲信跟随。被选中的小姐必须有专人陪同”;每天下午都去上网,“但要有两人以上,不能走远”;一份自述又写道:“足足关了我两个月。到晚上喊我上班。12月放我出来,天天叫人跟着我,逃也不能逃。30号那天妈妈找到我,我心里高兴,但也很害怕,想认不能认,害怕他们杀死妈妈。”

  这封自述写于乐乐被解救的13天后,和案件材料、对警察的控诉一并送往湖南省公安厅。唐慧要找到更大的领导。女儿解救出来后,唐慧的不信任继续升级,为什么解救乐乐遭到暴力阻拦时,警察杨军祥毫无作为,只是驾警车离开了?为什么救出乐乐后中断侦查,一段时间后才去柳情缘抓人破案?后来杨军祥对《南方周末》的说法是,当场并没有任何阻拦。没有立即抓人,是因为缺乏证据,自己一直蹲守,等抓到容留卖淫的“现行”才拘留了秦星。

  无论如何,唐慧断定秦星背后有巨大的保护伞。最让她愤怒的其实是警察那句,“你女儿哪像11岁?”

  信件兵分两路,一份由亲友送达领导,一份由自己跑到长沙寄送。很快收到效果,时任公安厅治安总队长批示给永州公安局刘建宽,让他“予以高度重视”。

  在当地,刘有着“敢拍桌子”的严厉形象。2006年底他调来永州时,永州公安系统刚发生过一次震荡——原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因涉黑在7月被双规,他涉嫌为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随后几个月,永州打击了一系列犯罪行为。“破获该犯罪团伙涉嫌的绑架、非法持有、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非法经营、聚众赌博、行贿受贿、强迫交易、徇私枉法、偷税等刑事案件137起。”

  2007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办公日,当刘看到唐慧跪在雨雪中时,决定见她。不久后就下了批示: “务必严惩彻查,并追究民警办案不力的责任。”

  杨军祥后来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永州警方也加大力度办案,该案的定性也愈加严重。一位知情人说,为了寻找证据,警方还把乐乐在某个宾馆“卖淫”的时间段内,所有住店男人的身份证信息全部转出来供辨认,有疑似的便叫回来调查。

  领导的批示激励着唐慧。从此每一个环节都要去追、去敦促,办得不力的,则立即举报。她总结出一套规律:“要见领导就要跪”,“女人上访比男人更容易”,“有女儿的法官都比较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她意志坚定,韧性过人,有时一跪就是几十小时。从公安局跪到检察院和法院。从永州跪到长沙和北京,凡是重要节日,她都去上访,风险越大,效果越明显,她也为此吃了许多苦头。

  唐慧很快成为维稳对象。公安3次申请劳教,并没有被批准。维稳压力主要落在了唐慧户口所在地——富家桥镇身上。唐慧和他们斗争,被限制在房间里,她就跳窗,被限制购买去往北京的车票,她就绕道而行。她挨过打,也进过黑监狱。当地维稳者则软硬兼施,打压又讨好,和她维持着奇特的关系。

  唐慧说她必须保持不断上访的状态,不然案件就会松懈下来。一位和她相熟的记者的观察是,唐慧聪明、懂策略,把诉求抬高,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就算打了折扣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唐慧家中成堆的材料里,我看到了几份关于维稳人员的考核办法。上面某些条款还被划出重点线。其中《永州市驻京信访维稳劝返办公室成员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定:

  “确保上访老户行踪心中有数未接出造成初访的每次扣2分,造成重访的每次扣4分,造成集体访的每次扣6分,造成恶性事件被通报的扣8分”

  “接收的上访人员未及时劝返而滞留北京(72小时内劝返)又不能说明情况的,每天每人次扣5分本单位稳控对象在京失控倒流或者中途返回而挂号的,每人次扣责任单位人员13分,扣小组其他人员5分”

  维稳制度提供了一种寻找清官的幻想。如同许多老百姓的想法,唐慧觉得,“底下烂透了,但上面总有好的。”

  基层维稳压力巨大。一位记者见证了一幕:唐慧起诉永州市劳教委一审败诉后,维稳人员打来电话,唐慧不接,对方就不断打,最后发来安慰短信,“很多人支持你。”那几年间,逢年过节他们会给唐慧发祝福短信,给她送钱送慰问,还帮她解决了低保问题。有时也哭诉自己不容易,哀求唐慧不要上访、理解他们。唐慧有时心软,有时则不。

  “他们不过是想要保住乌纱帽,”唐慧保持着高姿态。至于他们送来的“慰问金”,也是“主动送来,他们不提条件,知道我最讨厌交换”。

  劳教案后的某个“敏感时期”,她在北京见到律师胡益华,当地政府一帮人员也适时出现在了咖啡厅,让她回到永州,并承诺帮她解决一次医疗纠纷,最后她获赔6万块。

  为防止唐慧上访,2011年乐乐案二审开庭前,当地政府带她去见高院主审法官。按照唐的描述,法官说,“你没管好你的女儿,你女儿在外面混的”,这让她感到气愤,于是拿着材料跪到省委门口,“希望得到领导的重视”。

  随后,当地政府又承诺帮她联系分管刑事的院长。最后只见到了那位她不信任的法官。“以我的方式也能见。”唐慧说。她跪了几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领导”。可当开庭后唐慧再到湖南省高院“下跪”求见时,她和安保人员发生了冲突。她被打了一顿。最后富家桥镇以省高院的名义,赔给唐慧1.5万元。

  就这样,唐慧不断“求见领导”,不断下跪,不断上访,不断沟通。为了抗议,她曾在永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张晓龙的办公室吃住18天,为了催促超过期限的判决书,又曾在永州中院立案大厅滞留15天。她曾以死相逼,也曾当庭拿鞋打被告人秦星、追打秦的辩护律师。每当听到侮辱女儿的语言,她就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疯狂,她说,吼出“死给你们看时”,她是真有死的念头和决心。

  6年,她全身投入到案件中。通过她的努力,警方将秦星的罪名由最初的“容留卖淫罪”变成“组织卖淫罪”,通过她的绝食、静坐和下跪,案件改为市检察院公诉,将“强迫卖淫罪”写入起诉书。2012年6月,历经6个合议庭、18位法官审理之后,二审维持了一审最后一次重审的判决。在那次重审中,除维持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无期徒刑外,原来被判有期徒刑的蒋军军、兰小强被改判无期徒刑。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方各持逻辑。有人推断,判决是维稳的结果。案子拖了这么久是因为核心证据不足、相互推诿踢皮球的结果。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曾接触过七八起这样的案子,“地方法院怕当事人惹事,为了息事宁人,从重判,把矛盾往上踢。”唐慧则坚称,正是迟迟不下判决,自己才不断上访。

  不管如何,唐慧一度接受现实。拿到判决书后,她开起花店,似乎要开始新的生活。8月2日,民警把唐慧带到了一个宾馆,审问上访期间的行为。第二天,她就被劳教了。

  “整个案子两个字:维稳”,这是邓飞的总结:6年来,唐慧在维稳系统里,随着外部能量变化而不断起伏。

  接受采访这天,邓飞安排了3拨人在咖啡馆,多频道运转、将资源整合,他轻车熟路。他是免费午餐发起人,这两年在公益圈干得风生水起。办公室16格的架子上,正反两面摆满了奖章,囊括了从CCTV到民间组织再到商业机构的诸多奖项。他刚刚写完新书《柔软改变中国》,讲述了公益两年。从“围观”到“柔软”,“改变中国”始终是愿景、机会和雄心。

  2010年见到唐慧时,邓飞还是一名调查记者,像呼啸而来的大批记者那样,他陷入了焦虑:如何在7天内调查出永州朱军枪击法官案的真相。

  记者的汇聚成了上访者的机会,他们成群结队涌到酒店,刚做完宫外孕手术的唐慧正是其中之一。在悲情上访故事里,自己如何脱颖?于是谎称朱军是乐乐的干爹,朱军正是为了乐乐,才枪杀了法官。听闻消息后邓飞立即跑去唐慧家

  说起唐慧,邓飞充满纠结。他厌恶谎言与市井,可是,“底层机会这么少”。他说最开始只是想帮助乐乐,于是联系搜狐网帮其治病,找记者采访让律师援助。案件并没有引起关注。

  两年里,邓飞转型公益,唐慧全身心追她的案子。直到2012年,邓听闻唐慧被劳教的消息,进行了微博营救。微博短小精悍、利于传播,一个个案例证明了它的威力:它可以寻找真相可以救人可以打拐可以反腐可以做公益人们发言评论转发,也成就了一批意见领袖。邓飞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在微博发动救助钟家姐妹,引发舆论狂潮,也成功发起“免费午餐”微博公益活动。

  2012年8月3日,律师最早收到唐慧丈夫张杰的求救短信,随后在微博发出救助呼吁,邓飞也加入传播。

  140字里元素丰富:11岁幼女卖淫上百次;鸡头获假立功免死、为零陵公安分局政委堂妹;母亲追责公安,被零陵公安抓回送劳教——幼女受害最能唤起普遍的同情心,公权力作恶最能激发公众愤怒。当无辜的受害母女遭遇罪犯与公权力勾结,公众将积蓄好的愤怒倾泻出来,纷纷加入声讨。

  湖南纪委陆群,一名副厅级官员 ,因敢于发言、为家乡民工讨薪,他的微博账号“御史在途”受到热捧。唐慧案爆发后,他也加入拯救队列:呼吁释放唐慧、批评永州公安。随后传统媒体也跟进了,永州警方被推到了浪尖。

  8月5日《人民日报》官微突然发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随后新华社也对永州警方发起追问。

  《人民日报》微博被转发12万多次,是7月下旬账号设立以来最受关注的一则,它表达正义——当然,也“需要打出名气”,邓飞说。

  体制内官微迅速推动事态,同时赢得赞誉。人们发现,它似乎改变了呆板的面孔。“摘星手010”转发称:“北京,这里是人民日报,当年参与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人民日报。”

  摘星手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的账号,他将体制内媒体这种现象归结为,“打捞沉默的声音”。他们渐渐认识到,网络是大众麦克风时代,微博则再次提供成为意见领袖的机遇。对热点事件及时发声,是一次新的尝试。

  邓飞每天直播进展。线上凝聚关注,线下营救也在展开,气氛看起来有些紧张。律师描述他们和张杰在黑暗中的签署,以及摆脱尾随的汽车的惊险。

  风暴之下,官方也宣布了行动信息:政法委前往永州展开调查,承诺公布结果。永州公安局则在微博中以僵硬的公文体,说明“立功”非假。自然没什么人相信,只招致了质疑和攻击。

  被羁押9天后,唐慧获释。湖南省劳教委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称唐慧应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女儿身心受创,需要唐慧照顾,不予劳动教养。

  梦想着被媒体关注的唐慧,迎来了大量采访。唐慧一遍遍声泪俱下诉说女儿遭遇,说他们打她,一直打她,把生殖器放入她口中一遍遍表达她的仇恨:让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全部处死;那些不尽职的警察,全部脱下警服。舆论表现了对唐慧的支持,说她是“伟大母亲”。

  那些天,唐慧和她女儿的故事几乎占据了所有形式的媒体。焦点之下,议题迅速发生转变。8月12日,微博账号@新华广东快讯:#唐慧#能否成为“第二个孙志刚”?2003年,以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的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且很快作出了纠正。今天,若能以一个妈妈上访6年反被劳教的代价换来对劳教制度的反思,且很快作出纠正,那就是进步。我们不能总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作出反省。

  邓飞则在微博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新华社发力!追责和检讨齐头并进,唐慧案进入第二季,劳教制度怎么办?!湖南敢为人先不?

  孙志刚案标示着新闻所能到达的影响力高度,也带来了启示:升华个案意义,直观呈现制度之畸形,引发人心凝聚,最终以舆论之势改变制度。某种程度上,这是记者职业荣誉之所在,是英雄梦的寄托,是过去十年新闻业最有成效的召唤和激励。

  2003年,孙志刚举世瞩目,曾在中共中央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主管办公室工作的段应碧曾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披露,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1990就开始,但一直遭到公安系统反对。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才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而广州一名警察则在案件后,弃职投奔了新闻业,他感慨说,“还是媒体的能量大。”

  这会是第二个孙志刚案吗?2012年,关于劳教制度的讨论轰轰烈烈。5月,律师开始在重庆为因言获劳教的人辩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仅仅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对某些官员或政府的不同意见,就被关了一两年。他试图证明,这是恶的制度。关于劳教唐慧,他认为真正原因在于“维稳”需要:在某些特殊日子,上访是不被允许出现的。那是为了预防上访而劳教她。

  律师斯伟江和徐立平研究起唐慧案,当唐慧要求起诉永州市劳教委时,他们成了她的律师。后来又有律师加入其中。2013年7月,劳教赔偿案二审开庭,永州公安局长蒋建湘出庭,按照她的律师的转述,蒋说:“我作为公安局长,按照现行的制度,下面报上来,我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做。不劳教唐慧就是失职,但不管怎么样,她的女儿受到了伤害,我们做这个没有上级政府站得那么高,没有考虑到人文关怀的问题。 乐乐是我们的孩子,唐慧是我们永州的老百姓。需要给她们这种关爱。”

  “这话说得多漂亮”,她的律师在电话那头说。看起来是对立的上访,她的律师却想到了合作。

  当看到“不劳教唐慧就是失职”被大V们“断章取义地攻击”时,他决定站出来。“蒋建湘敢于出庭, 有担当,不回避问题,这样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应该保护起来,不能谁出头就打谁!”

  廖是《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自称在办公室门口捡到了别人寄来的卷宗材料。劳教赔偿案二审后,他公开指责唐慧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并披露唐慧案的另一面——“接受数十万捐款和政府的钱,却在媒体上哭穷”,“秦星和公安局政委没有瓜葛”、“诬陷邻居”、“污蔑警察假立功”、“乐乐有人身自由”

  “我看唐慧越来越可恶,作为一个知情人,隔岸观火也不厚道”,陆群决定再次发声。这回他支持的是廖隆章。他在微博质疑唐慧动机:“永州幼女被强迫卖淫案发之初,唐慧及家人跟鸡头秦某家人协商,要求以40万元赔偿达成和解,不再追究,因秦家东挪西借只能凑出20万元而作罢。在舆论关注之后,唐慧的上访诉求变成了判处秦某等7人死刑,经济赔偿180多万元。”

  2012年,陆在微博上批判永州警方后,很快接到永州市一名年轻的市委常委电话,“以人头保证,立功事件确实为真。”随后,永州方面送来材料,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陆群选择了相信警方,“一位年轻的常委,没有必要为造假的警察背书,这不合常理。”

  他在微博上解释:“呼吁释放唐慧,并不代表我认为唐慧没有任何问题。我仅仅是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希望地方政府以人为本,不要对受害者家庭造成二次伤害,激发社会矛盾。”

  随后他发布16条反思:“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公民无休止地扰乱政府正常的办公秩序。但在我国,要防止这类问题发生,关键是要畅通公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并适度、有序地放开舆论监督。”“唐慧案件的根源之一在于表达诉求无门。目前的信访制度存在致命缺陷,它不是在维护稳定,是在劳民伤财,并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转变看法的陆群立即受到行动者的批评,谴责他质疑唐慧私德、挑战民意底线。另一些人则劝他,“这是废除劳教的好契机,不要再渲染这事,否则很难去推动”。

  “我也反对劳教制度,我当年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就亲眼发现,有公安人员利用劳教制度牟利。公安可以不经过人民法院就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这是很可怕的。我曾亲眼见到很多被劳教的人因出钱放血得以所外执行,说明这些人本就是可不劳教的,只不过成了个别部门的财源而已。”坐在对面的陆群试图完整表达观点:“劳教制度有问题,就事论事,不能利用大家对唐慧的同情,来达到目的。”

  可现实是,就事论事,往往没有效果;民意的聚集,也鲜有途径。坐在对面的陆群锁着眉头。服务员上来添加果汁,他投诉:“说是果汁,都加了水,忽悠我!”服务员直接告诉真相:哎呀,除了西瓜汁,所有果汁都加水。

  陆群似乎对“假”很敏感。他描述自己听到唐慧委屈哭穷时的愤怒。“唐慧一开始就是骗子。在西方国家,只要在公开场合讲假话,你的话就是不可信的。为说谎找借口,国家才没有诚信。”

  谁也说服不了谁。政法委承诺的调查报告,迟迟没有公布。因为陆群的体制内身份,很快被认为是官官相护,这给他招致了骂声。正如廖断定存在“恶意炒作唐慧的律师和记者团队”,廖也被怀疑是被派来为唐慧败诉造势的“局中人”。说不清来源的材料成了他最大的疑点,针对他是否受贿的调查也在展开。迷雾之中,人们习惯了猜忌和阴谋——“这是很大一盘棋”。

  唐慧终究胜诉了。双方都对结果有些惊讶,一名知情人说, 公安局原本精心准备了材料:唐慧闹访、缠访,辱骂别人,妨碍交通一旦胜诉,便要开启舆论宣传——在中国,“结果”总是最大的证据,正如唐慧所说,“如果我错了,为什么会判我赢?”

  唐慧并没有表现得很兴奋,当媒体再次汹涌而来,她除了表示感激,讲述遭遇,最关心的仍是“女儿案子里两个死刑复核问题”——“死刑复核能下来,我就不上访了。”

  她的律师则开始思考更为重大的命题,“劳教制度能否再往前走一步?能否减少死刑的适用?”电话那头,他设置了悬念,“我们打赢了官司,赔偿两千块。怎么解决更广泛的问题呢?”

  唐慧的律师曾去找蒋建湘,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以及合作甄别纠错劳教案件的愿望。对方表现出积极。他又去劝说唐慧放弃死刑诉求,唐慧一度也动摇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多方和解的方案,“千方百计说服唐慧,然后千方百计说服公安局去救助她,换取她对其他方面的松动,保证了各方利益,又推动废除劳教和死刑”。

  这一切都得加快,“趁着胜诉后十天二十天内热乎劲解决”。可后来并没有实现。

  长久以来,《南方周末》有着充满道德感的人格形象:保持正义良知的揭黑勇士、对的深情关注者

  2013年8月,它登出关于乐乐案的一组报道《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什么造就了唐慧》、《卖淫店老板“假立功”真相》。通过梳理,《南方周末》发现乐乐被迫卖淫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

  报道称,上级批示后,警方加大办案力度,唐慧女儿的陈述中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但有些细节却与前期陈述不符。而警方给乐乐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中,和乐乐写于另一天的自述基本一致,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有“照抄”之嫌。

  报道指向维稳制度,叙述了唐慧激烈上访以及案件不断升级的过程,“几乎在每一次案件节点,都有唐慧激烈上访的记录”,判刑也违背了“上诉不加刑”的基本审判原则。试图解答几个核心疑问:反驳秦星和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的堂兄妹关系,探询“假立功”事件,较大篇幅呈现警方说话,并引用了陆群的话:确认周兰兰自杀是真,秦星救人也是真,是周兰兰对他和媒体说了假话。

  巨大争议随之而来,有人夸奖它追求真相不媚众的勇气,也有人痛心、谴责《南方周末》的堕落。

  批评指向技术——“信息源的不平衡”,“论证维稳与判决关系因果链不严谨”;批评指向道德——“竟论证一个11岁幼女自愿卖淫”、万人堂论坛。“竟苛求一个底层妇女是道德完人”;“在鸡蛋与石头之间,站到了石头的一边。”

  记者柴会群认为,报道只是质疑“强迫卖淫”证据不足,并非论证自愿卖淫。“刚开始我也在犹豫,”柴会群说,最终他还是写出报道,“这毕竟涉及两个死刑。”

  柴会群是2004年加入南方周末的。那时他受孙志刚案感召而来,期盼自己也能成就那样一篇报道。他做新闻调查,同情底层、监督公权力,遵循“恶猜公权善待私权”的原则。许多年后,他发现好几起由舆论关注而引发批示的案件,其实并未被真实报道。由正义出发最后却伤害了正义。后来,他去钱云会案件现场,当他找不到谋杀的证据时,他感到很痛苦。当时正是民意激奋,现场一群媒体人聚在一块,他问,大家怎么看这案件。起初记者们沉默不语。他率先说,我怎么觉得是一场交通事故?他感到松了一口气。原来其他人也赞同他。可报道出来,大多又是另一种指向。

  柴会群将之称为“民粹”的压力。腐败、秩序混乱、权利得不到保障,他觉得“民粹化”自有理由。但是过去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孙志刚案模式变得越来越危险。“急切地以个案凝聚舆论改变制度,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很容易被利用,很容易扭曲事实。”有了机会,就有了机会分子,另一位记者看到某个满口谎言的媒体人被捧为“反腐英雄”时,他说正是“多年来疯狂刺激底层、煽动民粹的做法用10年时间为他耕耘了成名的土壤”。

  当人们谴责柴会群苛责弱者道德、维护强者时,柴会群并不认为底层必定就是弱者,强弱角色也并非固定不变。在他的理解中,当唐慧以她的方式使得维稳体制影响判决时,当她获得巨大舆论支持时,她就成了强者。陆群说得直白:“唐慧没有冤情。她家的不幸,法院已经矫枉过正了。现在有冤屈的、更弱势的是周军辉、秦星他们的家庭”,“如果她属于,那么该案中被莫名其妙判处极刑、连律师都请不起的人又属于什么群体呢?”

  柴会群则说:“一个罪犯很强大,但当他被限制了自由,他就成了弱者。政府是谁,它是由具体元素构成的。难道几个警察就代表了体制之恶了吗?在这个案件中,恰恰是那些按领导意愿办案的人代表了恶。”

  但是,巨大的生活经验已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每个人都没法不在结构之中。当柴会群同情那些被唐慧追责并受到处分的警察,说出“假立功”的另一面时,许多过去同行的人并不愿意相信,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质疑。他们也会反问:唐慧长年生活在受侮辱的底层,如何要求她做得更好?司法如果能够被唐慧所绑架,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被践踏的人

  案件仍充满难以还原和理解的部分,改变经验形成的常识也并非易事。 邓飞的质疑则是,虽然乐乐有人身自由,但谁能知道一个11岁幼女的心智。离家仅有3公里却不回家,该是受到什么胁迫恐吓,该有多大的恐惧?当然,廖隆章的猜测则往另外的方向——有了人身自由而不回家,家庭该是多么不温暖。

  秦星和秦爱群有没有关系?邓飞的经验逻辑是,即使不是堂哥,没有见面,就不会帮忙?在大酒店边上开一个卖淫店,哪个农村小姑娘能办到?难道就没有保护伞?而陆群的经验则是:“只要一个派出所的小民警就能罩住了,根本不需要政委那样的关系”

  凡此种种,争论不休。也许没有哪一年像2013年的舆论场那样喧哗分裂。唐慧、夏俊峰,或是李天一,他们的故事版本多样。人们对真相的看法各执一词,有人聚焦事件,有人探询价值,有人看到格局。大众舆论几乎是过去十年民间最大的资源,可比起“理性客观公正”的追求,大众更在乎的,也许是泾渭分明的故事,正义与邪恶对决,是受害人完美的道德。他们的愤怒,早就准备在那里了。可当他们发现有了瑕疵,戏剧性的落差便瞬间转化为“被欺骗”的愤怒。质疑个案的污点,也便有了否定与瓦解。

  这一年,“公知”这个词汇被赋予了浅薄投机的意义,“理中客”也不可避免滑入另一支队伍。于是当唐慧案以“颠覆”的面目出现时,一些人惋惜着说:“没有看到一个局”。另一些人则说:让新闻回归新闻。很大程度上,十年间形成的那个新闻理想以及理想的泡沫,散去了。

  为什么女儿的自述和前面口供不一样?为什么受害情节越说越重?她给我的解释是:女儿有一个慢慢回忆的过程。

  《南方周末》的报道让唐慧痛苦了好一阵子,但她安慰自己,“毛主席这么伟大的人,都有人不喜欢他。何况我呢?”

  我是半年多前在永州见到唐慧的,经历了这么多新闻冲刷,她看起来很自信,依然表现出热情和善意。但许多时候,你觉得她绷得太紧了,像被什么裹挟着。

  当有一天她照例询问我去了哪儿时,我说我去她的家乡,见到了她的婆婆,她的脸轻微颤抖着。女儿的案子,六七年的抗争,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他们相互抱怨着,每个人的故事都像一本书。

  我还见到了几个被告的母亲,他们大多生活在偏僻村庄,生活不外乎就是种地、喂鸡、喂猪、生儿育女。他们哭哭啼啼,并不能理解生活的变故,正如他们不了解,几年前自己的孩子在城里经历着什么。一名母亲去唐慧的花店,寻求和解。唐慧招呼她喝茶,并告诉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我得和支持我的记者和律师商量。

  他们组织起来,也效仿唐慧,轮流上访。像唐慧那样寻找他们的官府关系,他们也在收集唐慧亲戚们的官府背景。仇恨并未终结,秦星的哥哥秦军是个有些粗野的急性子,他红着眼对审判的人说,“我妹妹要冤死了,你们得付出代价!”

  作为著名的上访者,有人讽刺唐慧,也有人讨好她,毕竟她也有了影响力。她并不特别在乎村里这一切。也许是谦虚警醒,或者保持弱势者的地位,当我们站在花店门口,抬头望着招牌上的装修时,她会突然表达虚弱感:我就是一只蚂蚁,一只随时能被踩死的蚂蚁。

  那时,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借女儿敛财的人,把部分存折拿出来给我看,其中花掉的一笔钱,是给女儿学英语用的。

  案件也有了进展。6月12日,消息传出,周军辉和秦星的死刑没有被核准。当唐慧得知消息后,她在媒体发声,说没法接受这个结果。她还要继续上访,回到熟悉的轨道。半年前,她和我谈及了再度上访的可能性。听说上访排名将要取消,她很困惑:今后老百姓如何表达冤屈呢?如何让“上面”的人主持公道呢?

  我也很难回答她的疑问,只是劝她要相信法律。当我向唐慧告别时,她再次盯着我,问我要去哪里,柔弱中有理直气壮,似乎不回答就是隐瞒欺骗,不可告人。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这种被盘问的感觉。但我还是告诉她,接下来我要去韶山冲采访,因为12月是120周年诞辰。大眼睛立即放出光彩,“真的吗?有时间我也回去看看,他也是一个农民,可他是那么伟大。”

  12月25日,广场熙熙攘攘。我遇见了唐慧,那时她站在献花处,告示牌上的价格一目了然,仪式1000元,鲜花99、299、399 。涌动的人潮里,她左顾右盼,执拗而迷茫。